Wednesday, December 29, 2010

The current hottest post in China internet: 神马都是浮云,唯天地良知永存

----2010年述评 by 1949到2012


2010年12月25日,圣诞节。

浙江省乐清市,钱云会死了,死在额定载重量达10多吨的巨型工程车的巨型轮胎之下。这个曾担任过村长的5旬汉子,曾因多年上访被投入监狱的普通农民,终于为他的执着、 坚持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血淋淋的生命的代价。

一场公开的屠杀,在圣诞节的清晨上演。

这一种血腥的罪恶,连耶酥也要双泪长流。这一种疯狂的恐怖,连上帝也要两股战战。

这不是纳粹德国的奥斯维辛,这不是日寇屠刀下的南京,这是2010年的中国。

这是一个血雨腥风的年代,这是一个罪恶横行的岁月。

纵然是万分无力、彻底绝望,我们依然要忍着撕心的痛,吞着哗哗的泪,怒目回视2010。因为,我们要清晰深刻地记住每一桩罪行、每一种邪恶。每一滴 血,每一滴泪,每一滴恨,我们都会收拾起来,存于心底深处。
                                                                       
因为,我们坚信,没有任何罪恶可以永远猖狂。终有一天,我们会将 这一桩桩罪恶,搬上正义的审判台。
                                                                              
一.“李刚时代”
有一个肩杠将星的女歌手,老是在 反复鼓噪:“我们走进了新时代。”唱些什么:“总想对你表白,我的心情是多么豪迈,总想对你倾诉,我对生活是多么热爱。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意 气风发走进新时代。啊,我们意气风发走进那新时代!”

坦率地说,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很多年不知道“意气风发” 是什么滋味了。我们时常品味的是“垂头丧气、心如死灰、惶恐战栗”。因此,我们真的不敢想象这个“新时代”,会是什么样子的“时代”。

然而当“我爸是李刚”横空出世后,群情共鸣,我们也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新时代”,就是“李刚们的时代”。

如果回顾车轮下的罪恶,人们应该不会忘记“张金柱案”。张金柱,官居郑州一公安分局局长之职。1997年夏,他酒后驾车在闹市区撞死一人,撞伤一人,然后疯狂逃逸, 在很多市民围堵下,才被抓获。其后,新闻媒体包括央视《焦点访谈》等都对此案进行了广泛报道,以致举国关注。最终,法庭以故意伤害罪判了他死刑。

这个案子放到今天,简直是不敢想象。一个公安分局的局长,竟然会因撞死一个人而被判死刑,在今日中国,这不是天方夜谭吗?撞死群众,打伤百姓, 难道不是他们的重要职责、神圣使命吗?邀功请赏都来不及,哪里还敢判刑,竟还敢判死刑?

当然,那个年代也不是什么光辉岁月。可是,其时纲常还没完全崩溃,礼教还未彻底沉沦。那个时候,最最起码,《焦点访谈》还会谈点“焦点”,还有 人关注。
                                                                                 
应该是在2003年的“苏秀文宝马案”上,事情发生了本质的变 化。当年,哈尔滨的权贵富婆苏秀文,仅因街头口角,就怒不可遏地驾起宝马车,朝与之冲突的当事人及围观人群撞去,造成1人死亡,10余人受伤。本来这是一 起比“张金柱案”性质更为恶劣,后果更为严重的案件。其明显涉嫌故意杀人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罪,按情节理应求处死刑。然而,即使也是举国围观,群情汹涌,苏 秀文仍仅仅是被依所谓交通肇事罪“判二缓三”,根本不用坐一天牢。

如果回顾这10来年的路,我们可以发现“苏秀文案”是一个标志、一个拐点,是 一个制度彻底沉沦的标志,是一个集团公开宣示罪恶的拐点。苏秀文,这个一向飞扬跋扈的富婆,竟那么“意气风发”地,在哈尔滨的街头,碾着一地鲜血,撞开了 一个新时代。

那一年,是2003年,据说是某个“新政”的开始。

人类社会所建立的任何制度,即使是野蛮血腥的奴隶制度,维系其生命力的关键就是纠错和自我净化功能。好的制度或制度的健康时期,纠错和自我净化 功能较为强大,坏的制度或制度的垂死时期,这方面的功能就很弱,甚至根本没有。

从中国这60年,我们也可看到这种功能的起伏。前三十年,除了杀人就是放 火,谈不上任何制度的纠错和自我净化。后三十年,则可以明显按每十年为一个阶段,分成三段。80年代,国家劫后余生,百废待兴,这个制度还具有较强的纠错和自 我净化功能。民间谣传,在当年的“严打”中,即使是朱德的孙子,也因为轮奸等罪行被杀了头。可见,在功能相对正常的时候,如果威胁到制度的形象和生命力, 这个集团也不会为他们犯下重大罪行的同党兜底。90年代后,则开始了堕落之路。当然到“张金柱时期”,也还是残存有 一定的纠错和自我净化功能。而2000年以后,“苏秀文”则标志着一个制度公然的彻底的堕落,纠错和自 我净化功能已然完全丧失。“李刚门”的制造,则表明此刻正是群魔乱舞的高潮时期。“钱云会案”,更是达到了高潮中的高潮。

必须指出,同样死于车轮底下,“钱云会案”又与前述诸案有很大分别。“张案”和“李案”中,均存在一个从交通肇事向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危害公 共安全等行为转化的过程(“苏案”则另有不同,其直接就是故意杀人与危害公共安全,与交通肇事无任何关系),其间,犯罪者虽都有明显的主观故意,但,均应 是处于一种“激情”状态下的犯罪。这些案件中,汽车具有交通工具和杀人工具的双重性质。

而“钱案”,则是有预谋的故意杀人,其间,汽车完全就成了杀人工具。

有人或会说,近些年来被拉下马来的高官也不少,中低级官员更是如 过江之鲫,怎么会说纠错和自我净化功能完全丧失呢?其实,这些官员,不管是哪一层级,也不管是嫖娼、包二奶还是“写日记”等何种原因,他们的落马,都只能 归咎于集团内部的纷争,与所谓法理公平正义无一丁点关系。但,像“苏秀文案”、“李刚门”等案例,则都以鲜血的名义鲜艳地表明,如果站在权贵们对面的是民 众,而非权贵集团成员。那么不管这个涉事官员的官阶高低,即使是李刚这样的副科级;也不管所犯罪行多么深重,即使是公开杀人放火,这个集团都会举全集团之 力进行保护。正如他们一贯以来的德性,根本没有什么原则,也不会讲什么王法、道理,自然也就无所谓什么脸面了。

当然,就像一池湖水一样,如果完全丧失了净化功能,等待他们的命运,也就只有死亡了。

在“我爸是李刚”的时代主旋律中,众多公子千金,那是尽情飞舞,恣意狂欢。宁夏银川的马晶晶马公子、湖南冷水江的曹博文曹公子、福建屏南的陈晨 陈千金,以及海南三亚社保局的诸位公子千金,等等,把所谓衙门,当成了自家的菜园子,自由出入,自由“偷菜”,那是快活得很。

陕西西安的药家鑫药公子,则充分展示了官家公子的不凡风采。年方二旬的他,一双弹钢琴的好手,杀起人来,竟也是那么优雅自如,那么从容不迫。而 西安当局,竟也对这位新科杀手这样呵护有加,明知其杀人后,竟放任他回家逍遥。若不是媒体披露,指不定药公子要继续挥舞着一把染血的匕首,创作出什么宏大 的交响乐来。当然,基于对这个国家本质的认识,对此案是否能得到公正处理,以及“杀人者偿命”这条基本法则是否还被承认,我等并不抱乐观态度。

二.政改迷雾                                                       
温相在就要退休之际,突然就政改数度呛声,果然语惊四座。

虽说最后也表明,这些都只是他老人家一个人说说而已。可是,我们仍然应该对温相表示体谅,表达敬意。在黑暗的夜空,如果闪烁着一丁点亮光,哪怕 只似荧火虫发出的微弱荧火,我们也感到格外珍贵。在冰冷的世界,如果跳动着一丝丝火苗,哪怕只似苇草燃出遇风即息的火苗,我们也感到分外温暖。我们明白, 这些孱弱的亮光与火苗,映透着稀有的良知与坚毅的勇气。

政改如一团团庞大的看不到边际的迷雾,云山雾罩,遮盖中国数十年矣。以至于这个国家,既不知道现在身在何处,也不知道未来要走向何方。在刻意 制造的这一团一团的迷雾中,有的人不但没有困惑,毫不恐慌,反而自得其乐,颇为得意。以为这浓浓的迷雾,就是可以夸耀于万邦的人间仙境。

何清琏女士曾撰文分析,基于特定的历史背景,相比之前历任主事,民众对这两位真的寄予了很大希望,也抱持着很多耐心。然而,在这一幕就要落幕之际,我们不得不表示,人民很失望、很痛苦、很愤怒!

记得80年代末有一本社会影响很大的书籍,何博传先生的《山坳上的中国》,其初版是在1988年。该书将当时危机重重的中国,形象地比拟为身处山坳之上,面 临着何去何从的艰难抉择。当然,一年之后的事变,则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他们根本不想攀登高峰,而是无所畏惧地走向深渊。

20余年过去了,如果要非常简约但精准地观察今日中国,那么,我想借 用何博传先生的想像力说一句,现在是“山洞里的中国”。

这个国家分明是携着朝鲜、缅甸、古巴、苏丹和津巴布韦等5个拜把子兄弟,在地底1万米深处(大约等于地狱18层以下),踩着累累白骨,趟着汩汩血水,兴致盎然地去追寻光明 教最终极的真谛----光明神的真身所在。

置身这个阴森的“山洞”,且还要继续锲而不舍地往下钻探。因而,对所谓的“政改”,除了黑暗,我们看不到任何方向。

三.经济疑云
这一年,和近些年来一样,在经济 领域,最大的疑云,就是发改委安的是什么样的居心、在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众所周知,发改委历来以抽疯耍宝而著称。但,这一年,该委抽的疯 未免也太离谱了,耍的宝未免也太邪门了。比如,大约是近半年来,发改委是大会小会、人前人后,都在强调要控制物价,控制通胀。巧言令辞之外,甚至还扬言恫 吓,什么要惩治乱涨价的奸商云云。真真是把共克时艰的架势摆得很饱满。

然而,12月22日,发改委猛然发出油价上涨令。着实让广大民众在愤骂之余,也 颇为关切和担忧,这个机构该不是超级变态的自虐狂吧?于悠悠苍天之下,于巍巍朝堂之上,自扇大耳刮子的举动真的是那么爽绝了吗?

如果说发改委不是刻意追求变态自虐的快感,那么这只能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国库显然没有他们所鼓吹的那么充实,而且定然相当空虚。以致即使在经济如此焦灼的时刻,他们宁愿顶着不要 脸不要面的骂名,也要施此挖肉补疮、饮鸩止渴之蠢举。按理说,2010年中国的GDP将达37万亿元,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财政收入也是继续保 持二成左右的年度高增长率,将超过8万亿元。国库应该很丰满、很肉感才对呀?不至于会有什么困窘吧?

然而,老百姓们知道这帮爷们是怎么糟蹋银子的。像什么深圳住宅管理中心人均年薪近30万元;什么乌鲁木齐法院采购5万元的按摩椅,黑龙江省公安厅采购4万元的笔记本电脑,苏州交警采购6000元的IPHONE4,抚顺财政局采购2000多元的“U盘”,等等,都只是很小的费用,而且是偶然被披露。更多的那些 银子是如何被挥霍的,如何被搬运到异国他乡去的,老百姓们却只有想像的空间,而没有围观的福气了。

这样子糟贱法,就是金山银山都会垮的嘛。

基于第一个所述国库的问题,那么,我们可进一步推断,发改委的变态自虐,还揭示了第二个问题。即,如果我们不敢说通胀是当局有意制造的话,那么,起码他们也是乐见和鼓励的。

那么多亏空,不通胀,怎么来弥补啊?至于民生的艰难、老百姓的死活,他们才不管哩!

种种迹象都表明,他们是在实施一套通胀的宏伟战略。比如,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刘福垣就公开表示,中国要成为强国,必须 有“三高”(物价高、人价高、钱价高)。他竟认为,中国目前没有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是拉动内需的一个反应。他还说,“物价不涨也不行,咱们就算涨40年也赶不上美国的物价”。再比如,厉以宁竟然要打破全球公认的3%的通胀率警戒线,认为中国可以承受4.5%。

这二位,以及那位说“提高个税起征点于中低收入者意义不大”的财政部 的贾康,就深刻地代表了中国经济界的年度形象。即是:“道貌岸然,胡说八道;祸心昭彰,良知无存。”

尤其是那个厉以宁,出卖了一辈子的良知,都七老八十了,还是乐此不 疲、甘之如饴。只是恐怕他那张斑驳的皮囊下,早已找不到一丝一毫的良知可卖了。

既然如刘福垣所言,要建设发达国家,就必 须要“三高”。那么,显然房价一直居高不下,也应是他们的重要战略部署。难怪,近些年来一直唱空房价的牛刀先生,会显得如此难堪,惹得历来坚定唱多房价的 任志强们是如此快意,狂笑不已。

只是,我们想冷冷地追问:由一个又一个肥皂泡所勾勒出来的景致,难道会持久吗?难道不会瞬间破灭吗?

Thursday, December 9, 2010

Wednesday, November 24, 2010

理想的分量

前不久有幸与大学同学几人聚会,闲聊工作住房、学校钢琴、后院鸡鸭、回国购货之余,偶有提及大陆今日民生之不堪处,非常惊异地发现几人都没有听说过当今流行语“做俯卧撑”、“躲猫猫死”、甚至新红的上过Washington Post的“我爸是李刚“!虽然很理解这些事跟生活在美国的我们没什么关系,实在也没什么理由以为他们会知道这些,但还是觉得有一些惊异:当年以天下为己任、欲救黎民于倒悬、心中充满着理想和自豪的北大学生,会不再关心这些了。或许只是个人的不同,或许只是现在和以前的不同。

提到强拆、上访之苦和不公,有说还不至于混到那个份上吧。但是在公平和正义被肆意破坏的环境里,被不公平、被没尊严不只是谁的“份”或等级的问题了。心中波澜未平之际,看到龙应台回答记者时对读者说得话,顿感些许释怀:“对那已过中年的,我想说,读者和作者在同一个时代里共老了。不坏。对大陆的80后90后,我想说,追求个人的欢乐很好,最壮烈的革命、最伟大的理想,不就是为了让最普通的人得到最寻常的欢乐吗?但是任何一个欢乐派对结束后,总得有几个不醉的人把朋友一个一个送回家。开车的人,决定方向,总得清醒。社会永远需要清醒的人。”一个普通的人追求最寻常的欢乐可能是他能对社会作出最大贡献的最好方式,特别是在正常社会环境里。自认为不是普通人的人,就要担责任,尽努力,敢牺牲。

所幸在我们这一代,经历了89的一代的身后,仍然有有理想者和清醒的人。80、90后留美学生就河北大学撞死女生案给总理温家宝的公开信,在他们收到的签名信表现出有很多甚至中学生已经能看懂社会的不公平,更有青年对理想的理解和孤独的执着;

鲍军良,维也纳大学:
    “我是在奥地利的留学生,现在在德国实习。在网上看到了你们征集签名的有关报道。希望加入。因为我相信,这世界不只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

这世界不只工作住房、学校钢琴、后院鸡鸭、回国购货(nothing is wrong about those though, but),还有诗与远方!

Monday, November 15, 2010

Integration of Orbigen Products

AlleleBlog: http://allelebiotech.com/blogs/2010/11/integration-of-orbigen-products/

Allele Biotech has been marketing products previously offered by Orbigen since July of 2008. In the process, Allele Biotech has transferred the majority of the Orbigen products to its own product lines, and left out a few that were no longer in demand, under proper license, or in some cases replaced with newer and better versions.
The biggest class of Orbigen products now under the Allele Biotech brand name are the polyclonal antibodies such as anti-EDG1 EDG2… EDG8 (catalogue numbers: PABs 10626, 10619, 10628, 10630, 10496, 1063), anti-BMRPs (catalogue numbers: PABs 10536, 10537, 10538). Other popular polyclonal antibodies from Orbigen include PAB-10983, PAB-10216, PAB-10683, PAB-11651, PAB-11141, PAB-10241, PAB-10469, PAB-10778, PAB-11248, PAB-11665, PAB-10563, PAB-10774. Orbigen antibodies have been tested in hundreds to thousands of labs over more than ten years.
One key product group developed by Orbigen is the baculovirus system, which includes the viral Sapphire genomic DNA and pOrb transfer vector plasmid for efficient packaging. We have further developed the pOrb vector into a bicistronic vector for dual expression or mammalian infections.
Retrovirus packaging cells, on the other hand, have been obtained from non-Orbigen sources and are now called Phoenix 2 as products under a new product line, the Gryphon retrovirus system. These cells have similar functions but were built by different researchers and further selected at Allele Biotech. Like all packaging cells we have experience with, these cells do not attach well after a freeze/thaw cycle. It is absolutely essential to wash away DMSO and better seed them in high quality, attachment enhancing dishes such as our EcoCulture plates.
Products previously under the Orbigen brand name are now included in Allele Biotech’s brand new shopcart (now beta-testing at shop.allelebiotech.com). We hope the new functionalities at the new site combined with the relevant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you used to enjoy at our current allelebiotech.com site will provide you with an improved shopping experience.
    New Product of the Week 110810-111410:
Retroviral vector with drug resistance new version, ABP-PVL-IRES10P.
    Promotion of the Week 110810-111410:
GFP-Trap beads-immobilized camelid antibody for GFP fusion pull down. 15% off ACT-CM-GFA0050, any number of vials ordered this week. Use code SP110810.

Saturday, November 6, 2010

《南方周末》: “历史深处的来信—四十四年后,终于有红卫兵公开道歉了”

中国 新青年. 于 2010/11/4 22:51:48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今天下班后,我在街头报摊买了最新一期的《南方周末》,头版的标题是“历史深处的来信—四十四年后,终于有红卫兵公开道歉了”。文章报道了一群当年殴打老 师的红卫兵向当年被打的老师道歉。几位被打的女老师现在都80多岁高龄了,当年的学生都60岁了。再不道歉,当年的被迫害者与做恶者就都要太老了。据官方 数据统计,仅在北京市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就达1772人,民间的统计数字要高得多。这几位老师在暴力狂潮中侥幸逃得性命,而她们的一些同事则进入了死亡名 单。

郭灿辉向《南方周末》记者提及当年对女教师李煌果全部两次伤害的细节:剃阴阳头,从家里揪出来跪在10厘米宽的木板上殴打。 这些事情他从未对家人和朋友提及,“这是地道的耻辱”,在北京魏公村的一家咖啡馆,他终于敞开心扉。

当年参与打人的红卫兵给老师 写信表达了忏悔之情, 84岁的程壁老师接到自己学生的道歉信后非常感动,她在回信中说“你们也是受害者,那时不懂事的孩子跟着起哄,懂事的孩子也有压力,怕跟不上形势,怕犯错 误”。老师原谅了学生,81岁的关秋兰说,账不能算在孩子们头上,道歉固然好,不道歉也会有所反思。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两位老师仍沿用“孩子”称呼已年过 花甲的学生们。

一位学生写道“向那个年代所有死于迫害的人鞠躬致哀,向所有不放弃追求坚强地熬过政治迫害的前辈鞠躬致敬。我们不 想把责任推给别人,只想在自己心灵净化过程中找到一点民族的良知”,另一位女生在信中说“每个人都要认真反思,这一页历史不能就这样不清不楚地翻过去 了”。

很多恶行是难以置信的,已经怀孕的刘美德被红卫兵剪成了阴阳头,强迫她在操场上爬行,把地上的污物强塞到她嘴里,用包有塑 料皮的金属条打她。另一名正在爬行的女教师被一个红卫兵用军用皮鞋碾踩。卞仲耘、胡志涛、刘志平、梅树民和汪玉冰五名教师被活活打死,跪在地上用带钉子的 棒子打死,用锅炉房里提来的开水烫死。美术教员陈葆坤被丢入喷水池中打死,初中女生吴芳芳不小心弄坏了领袖的纸像,被毒打后与陈葆坤的尸体关在一起,以致 终身精神失常。

从申小珂的致歉信中看得出,目前公开忏悔的都是犯错不大,没有命案的人。但更多的人在过去四十四年里保持了沉默。 一些人仍然坚持当年革命的正当性,他们从暴力的行为中得到很大的欢愉。直到现在,不但极少有人向受害者道歉,而且有些人还衷心缅怀那一段时光。

看到这里,我的心被震撼了。我想到那些无辜死难的同胞,想到网上那些死不悔罪的老左派。在乌有之乡和强国论坛深水区,那些沾满同胞鲜血的家 伙对那个罪恶年代无比怀念,在今天竟然把自己装扮成爱国者和所谓的公平正义的代言人,稍微懂点历史的人还能相信他们的谎言吗?

一 位学者问《南方周末》记者“我们对受难的同胞做了什么?我们建立了怎样的记忆?我们是否为他们讨得正义?”。我要说没有,作为一个网友我很清楚。例如,在 强国论坛上,那些老左派不但不悔罪,对坚持正义的网友百般辱骂。他们不承认历史事实,一律说是造谣,百般抵赖。

在真相的基础上走 向民族内部的和解是《南方周末》的希望,这其实也是我一贯的主张。网友们可以看看《南方周末》的这篇专题报道。对我们了解历史,分辨善恶是大有裨益的。

Sunday, October 31, 2010

Cell Cycle Assays-Part I

From alleleblog: http://allelebiotech.com/blogs/

This is the first part of a series of blogs about using fluorescent proteins in cell based assays with established examples, a common theme here at the AlleleBlog.
FUCCI Cell Cycle Sensor
The FUCCI Cell Cycle Sensor is composed of a red (RFP) and a green (GFP) fluorescent protein fused to different regulators of the cell cycle: cdt1 and geminin.
During the cell cycle, these two proteins are ubiquitinated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by specific ubiquitin E3 ligases, which tag them for degradation in the proteasome. The E3 ligases’ activities are regulated temporally and result in the biphasic cycling of GERMINI and CDT1 levels during the cell cycle. In the G1 phase of the cell cycle, GERMINI is degraded; therefore, only CDT1 tagged with RFP is present and appears as red fluorescence within the nuclei. In the S, G2, and M phases, CDT1 is degraded; only GERMINI tagged with GFP is present, resulting in cells with green fluorescent nuclei.
During the G1/S transition, when CDT1 levels are decreasing and GERMINI levels increasing, both proteins are present, so are the tagged fluorescent proteins. When the green and red images are overlaid, nuclei fluoresce yellow. This dynamic color change, from red-to-yellow-to-green, represents the entire cell cycle. This representation can be used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elements that may influence cell cycles.
Sakaue-Sawano A, Kurokawa H, Morimura T, Hanyu A, Hama H, Osawa H, Kashiwagi S, Fukami K, Miyata T, Miyoshi H, Imamura T, Ogawa M, Masai H, Miyawaki A.Visualizing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multicellular cell-cycle progression. Cell. 2008 Feb 8;132(3):487-98.
CCNB1-CyclinB(NT)-GFP
In late S phage, CCNB1 promoter will be switched on to drive the expression of Cyclin B N-terminus-GFP expression; thereafter the fluorescent signal will be switched off at the destruction box in Cyclin B N-terminus at the end of Mitosis phase. During the intervening phase the fusion reporter protein will translocate from cytoplasm to nucleus by the cytoplasmic retention signal in the Cyclin B N-terminus.
Thomas N. Lighting the circle of life: fluorescent sensors for covert surveillance of the cell cycle. Cell Cycle. 2003 Nov-Dec;2(6):545-9.
GFP-PCNA/YFP-PCNA
GFP-PCNA, a fusion of GFP and PCNA, has been widely used as a convenient tool to monitor the progress of S phase. At the onset of S phase, GFP-PCNA translocates into the nucleus; at mitosis the nuclear envelope breaks down and the nuclear accumulation of PCNA-GFP dissipates.
    New Product of the Week 102510-103110:
lenti-shRNA expression vector with Puromycin-2A-RFP for custom RNAi virus packaging only. email: RNAi@allelebiotech.com
    Promotion of the Week 102510-103110:
Promotion of the week: prepackaged lentivirus expressing IL15, IL2, $25 off, this week only.

Saturday, October 23, 2010

The chairman of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Why We Gave Liu Xiaobo a Nobel

New York Times, Oct. 22, 2010

我们为什么颁奖给刘晓波

(Thorbjorn Jagland is the chairman of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在中国当局对诺 贝尔委员会选择刘晓波(被监禁的政治活动家)作为2010年和平奖得主的谴责无意中说明了为什么值得捍卫人权。

当局声称,任何人都无权干 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但他们错了:国际人权法和标准高于民族国家,而且国际社会有责任确保它们得到尊重。

现代国家制度是国家主权观念演变而 来的,其又是由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协议建立的。当时,主权被认为是在一个专制统治者中体现。

但有关主权的想法已经随时间改变 了。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取代了独裁者控制下的人民的主权作为国家权力以及合法性的来源。

在上个世纪,主权的概念再次改 变了,随着世界从民族主义转移到国际主义。在两个灾难性的世界大战后成立的联合国,让会员国承诺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并在世界人权宣言中确定全体人民的 基本权利。宣言中说,民族国家将不再有最终的、无限的权力。

今天,普遍人权对世界各地的任意多数提供了一种限制,无论是民主与否。在议会 中的一个多数并不能决定伤害一个少数群体的权利,也不能投票给损害人权的法律。即使中国不是一个宪政民主政体,它是联合国的会员国,而且它已经修改了宪法 以符合世界人权宣言。

但是,刘先生的监禁是清楚地证明,中国的刑法是不符合其宪法的。他被判定犯有“散布谣言,诽谤或者其他手段,颠覆国 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但在普遍人权为基础的国际社会,杜绝意见和谣言不是一个政府的工作。各国政府有义务确保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即使说话者主 张不同的社会制度。

这些权利都是诺贝尔委员会捍卫已久的,通过授予那些挣扎着保护它们的人以和平奖,包括安德烈萨哈罗夫为他坚持反对苏联 的人权侵犯,和马丁路德金牧师博士为他争取在美国的公民权利。

毫不奇怪,中国政府已经严厉批评该奖,声称诺贝尔委员会非法干涉其内部事务 和在国际公众的眼睛中羞辱了它。相反,中国应该感到自豪,它已变得强大到足以成为辩论和批评的主体。

有趣的是,中国政府并不是唯一一个批 评诺贝尔委员会的。有些人说,颁奖给刘先生实际上可能恶化中国人权倡导者的境况。

但是,这种说法是不合逻辑的:它导致的结论是我们最好通 过保持沉默来促进人权。如果我们对于中国保持沉默,谁将会是下一个国家要求它保持沉默和不干涉的权利?这种做法将把我们放在一个走向破坏世界人权宣言和人 权的基本原则的道路上。我们绝不能保持沉默。任何国家都没有权无视其国际义务。

中国有充分的理由为它在过去20年来的成就感到自豪。我们 希望看到这一进步继续下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颁发和平奖给刘先生。如果中国是要推进与其他国家的和谐,成为维护国际社会的价值观的一个重要伙伴,它必须首 先给予其所有公民言论的自由。

一个人仅仅因为他表达了他的意见而正在被监禁11年,这是一个悲剧。如果我们要走向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所说的 国家的博爱,那么普遍人权必须成为我们的试金石。

Why We Gave Liu Xiaobo a Nobel
By THORBJORN JAGLAND
Published: October 22, 2010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condemnation of the Nobel committee’s selection of Liu Xiaobo, the jailed political activist, as the winner of the 2010 Peace Prize inadvertently illustrates why human rights are worth defending.

The authorities assert that no one has the right to interfere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But they are wrong: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nd standards are above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world community has a duty to ensure they are respected.

The modern state system evolved from the idea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established by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in 1648. At the time, sovereignty was assumed to be embodied in an autocratic ruler.

But ideas about sovereignty have changed over time. The America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nd the French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 replaced the control of the autocrat with the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 as the source of national power and legitimacy.

The idea of sovereignty changed again during the last century, as the world moved from nationalism to internationalism. The United Nations, founded in the wake of two disastrous world wars, committed member states to resolve disputes by peaceful means and defined the fundamental rights of all people in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nation-state, the declaration said, would no longer have ultimate, unlimited power.

Today, universal human rights provide a check on arbitrary majorities around the world, whether they are democracies or not. A majority in a parliament cannot decide to harm the rights of a minority, nor vote for laws that undermine human rights. And even though China is not a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it is a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t has amended its Constitution to comply with the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However, Mr. Liu’s imprisonment is clear proof that China’s criminal law is not in line with its Constitution. He was convicted of “spreading rumors or slander or any other means to subvert the state power or overthrow the socialist system.” But in a world community based on universal human rights, it is not a government’s task to stamp out opinions and rumors. Governments are obliged to ensure the right to free expression — even if the speaker advocates a different social system.

These are rights that the Nobel committee has long upheld by honoring those who struggle to protect them with the Peace Prize, including Andrei Sakharov for his struggle against human rights abuse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Rev.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for his fight for civil rights in the United States.

Not surprising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harshly criticized the award, claiming that the Nobel committee unlawfully interfered with its internal affairs and humiliated it in the eyes of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On the contrary, China should be proud that it has become powerful enough to be the subject of debate and criticism.

Interesting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not the only one to criticize the Nobel committee. Some people have said that giving the prize to Mr. Liu may actually worsen conditions for human-rights advocates in China.

But this argument is illogical: it lead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we best promote human rights by keeping quiet. If we keep quiet about China, who will be the next country to claim its right to silence and non-interference? This approach would put us on a path toward undermining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and the basic tenets of human rights. We must not and cannot keep quiet. No country has a right to ignore its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China has every reason to be proud of what it has achieved in the last 20 years. We want to see that progress continue, and that is why we awarded the Peace Prize to Mr. Liu. If China is to advance in harmony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become a key partner in upholding the values of the world community, it must first grant freedom of expression to all its citizens.

It is a tragedy that a man is being imprisoned for 11 years merely because he expressed his opinion. If we are to move toward the fraternity of nations of which Alfred Nobel spoke, then universal human rights must be our touchstone.

Thorbjorn Jagland is the chairman of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